清晨五点，高原的天还沉在黛青色的梦里。我推开书房的窗，一股凛冽的风便钻了进来，带着雪山的味道——四十年前，我在西藏军营里闻到的，也是这样的气息。案头的台灯温暖地照着满桌的稿纸，墨水瓶在光晕中泛着幽蓝。我提起笔，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，像极了四十年前那个年轻士兵在军营帐篷里写诗的声响。

1984年7月，我十九岁。青藏高原的风吹糙了我的脸颊，也吹醒了心中沉睡的文字。那天，我在巡逻归来后，借着油灯昏黄的光，写下了《军营，我的第二故乡》。诗很短，只有十六行，却像一颗种子，埋进了高原的冻土里。我将它小心翼翼地抄在信纸上，投进了部队那个绿色的邮箱。一个月后，在《西藏青年报》的角落，我的名字第一次变成了铅字。当我捧着那张报纸，手指反复摩挲着那几行诗时，指导员拍拍我的肩：“小子，有出息。”我咧嘴笑了，高原的阳光晒得我眯起了眼。

那时的写作，是在巡逻的间隙，是在风雪夜的哨位上，是在战友熟睡的呼吸声中。我用铅笔头在巴掌大的本子上记下瞬间的感触：雪山如何在天光微亮时从墨黑转为淡紫；藏羚羊如何在荒原上跳跃出生命的弧线；战友们如何在缺氧的环境里唱出跑调却铿锵的歌。这些碎片，后来都成了我散文里的星辰。

记得第一次向《解放军报》投稿，是1986年的深冬。我花了整整一周，将一篇关于戎边军人的散文改了七遍。寄出后，每天都盼着通讯员的身影。两个月后，当我几乎要忘记这件事时，指导员拿着一封信找到我：“你的文章，发表了。”那夜，我在被窝里打着手电，将文章读了一遍又一遍，直到电池耗尽。窗外的雪，静静地下着，覆盖了高原，也覆盖了一个年轻人所有的不安与怀疑。

当然，退回的信封总是比发表通知多得多。那些牛皮纸信封，角上印着各个编辑部的红字，里面是我的手稿和一张千篇一律的退稿信。起初，每收到一封，心就像被高原的风剐了一下。我把它们收在一个铁盒里，放在床铺下。有时深夜站岗回来，会拿出来翻看，月光下，那些编辑的签字冷冰冰的。但我没有烧掉它们——我想，这些退稿信，或许是我必须要翻越的又一座雪山。

三十岁那年，我出版了第一本作品集《勿忘我》。当样书寄到手中时，我正随部队在海拔五千米的边防点驻训。我撕开包装，高原的阳光直直地打在封面上，那是我自己设计的封面：雪山、星辰，和一串深深浅浅的脚印。战友们围过来，一双双粗糙的手传递着这本还散发着油墨香的书。炊事班的藏族老兵巴桑不识字，却用手指仔细摸过封面上的凹凸：“这是咱高原的味儿。”那一刻，我忽然懂得，写作从来不是我一个人的事，我的笔尖蘸着这片土地的颜色，蘸着无数人的呼吸与心跳。

四十年，足够让一个毛头小子长出白发，也足够让一支笔磨出光泽。从《西藏青年报》到《解放军报》，从军区小奖到全国大奖，从普通士兵到“优秀共产党员”，从通讯员到“优秀记者”……这些称谓像一枚枚勋章，别在时间的襟口。但我最珍惜的，是那些深夜笔耕的时刻——当整个世界沉睡，只有我和一盏灯、一沓纸、一支笔相对。有时写得顺了，窗外的天不知不觉泛白；有时卡住了，就起身冲杯浓茶，看茶叶在沸水中舒展，像极了文字在脑海里挣扎着成形。

多年以后，我因严重的高原病不得不离开西藏。转业那天，车子驶出军营，我回头望，雪山在晨雾中若隐若现，像一幅未完成的水墨。回到内地，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写不出一个字。书桌上的稿纸空白得刺眼。直到一个寒冬之夜，我梦见自己又在高原巡逻，靴子踩在雪地上发出特有的“嘎吱”声。醒来后，我披衣起身，写下了散文《梦里高原》。从那以后，我的笔再也没有离开过那片土地——即使身在内地，魂仍在雪域。

这四十年，我出版了七部作品集。每一本的扉页上，我都印着同样的献词：“献给西藏，献给战友，献给那些在风雪中依然相信春天的人们。”有读者来信问：“您写了这么多西藏，不厌倦吗？”我回信说：“一个游子会厌倦描述母亲吗？”西藏于我，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高原，更是精神的海拔。在那里，我学会了在极端环境中看见美，在孤独深处听见回响，在生命的边缘理解生命。

退休后，我有了大把的时间整理旧稿。那些泛黄的笔记本，有的边角已被虫蛀，有的纸张酥脆得一碰就碎。我戴上老花镜，一个字一个字地录入电脑。这个过程，像是与年轻的自己对话。我看到那个十九岁的士兵，如何在信纸上工工整整地誊写诗稿；看到那个二十五岁的排长，如何在战备间隙记录战友的故事；看到那个四十岁的宣传干事，如何在儿子出生那天写下关于生命延续的思考……这些文字连起来，竟是一个人的半生，也是一代高原军人的侧影。

2025年，我获得了一个老舍散文创作一等奖。颁奖典礼，镁光灯有些晃眼。当我站在台上，捧着沉甸甸的奖杯时，眼前浮现的却是高原的星空——那些星星那么亮，那么近，仿佛伸手就能摘到。我说：“这个奖，属于所有守护在边疆的人们。”台下掌声雷动，但我听见的，是高原的风声。

如今，我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写作的习惯，已坚持了四十年。妻子笑我比军营的起床号还准时。书房墙上挂着一幅西藏地图，上面用红笔标注着我曾经驻守过的每一个点：阿里、日喀则、那曲、山南……它们像散落的珍珠，串起我青春的轨迹。有时写累了，我就站在地图前，手指沿着那些熟悉的路线移动，仿佛又能闻到帐篷里酥油茶的味道，听到战友们用走调的嗓子唱《骏马奔驰保边疆》。

四十余年笔耕不辍，我常常问自己：写作的意义究竟是什么？是为了获奖？为了出名？还是为了证明什么？后来我明白了，写作于我，就像呼吸一样自然——在高原缺氧的环境里，人会更懂得呼吸的可贵；在喧嚣浮躁的时代，写作让我保持精神的呼吸。每一篇文章，都是一次深呼吸。

六十岁生日之时，儿子为我策划了一个小小的纪念活动，主题是“墨染边关四十秋”。活动现场来了许多老战友，有的从西藏赶来，鬓角都白了。我们说起当年的糗事，说起那些已经永远留在高原的兄弟，说起炊事班做的夹生米饭……笑着笑着，眼眶就湿了。一位老战友拉着我的手说：“老伙计，你写的东西，帮我们记着那些日子呢。”

是的，记着。这就是我写作的全部意义——为那些不能被遗忘的时光作证，为那些默默无闻的英雄立传，为那片土地留下温暖的记忆。当历史的烟尘散去，至少还有文字，证明我们曾经那样活过，那样爱过，那样守护过。

活动结束时，年轻的主持人问我：“听说您立下了再想写四十年的壮志？”我点点头，接过话筒：“如果身体允许，我会一直写下去。第一个四十年，我写了高原；第二个四十年，我想写写高原之外的世界——但无论写什么，笔尖都会带着雪山的清凉。”

掌声中，我望向窗外。黄昏的光斜斜地照进来，在书桌上投下一片暖黄。那里，新的一沓稿纸已经铺好，钢笔吸饱了墨水。我知道，明天清晨五点，我又会坐在这里，继续这场始于四十年前的对话——与文字，与记忆，与这片我深爱的土地。

四十年，笔未倦，墨正浓。而前方的空白稿纸，还多得像高原上无尽的雪。

作家简介：姚洪双，四川乐至人，中共党员，大专文化，政工师。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四川省小小说学会评论专门委员会副秘书长、资阳市作家协会会员、资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、四川天府新区华阳作协副主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