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些年，各类新鲜出炉的反映二千多年前秦人和秦朝历史的书籍，可谓汗牛充栋，读多了难免感到大同小异，少有令我激动的新鲜感。不过，由自贡籍作家聂作平撰写的《寻秦记》，阅读后却给我耳目一新的感觉——一种身临其境的现场感，一种时空交错的穿越感，一种今昔同在的沧桑感。

与聂作平之前出版的《此情可待：李商隐的人生地理》《天地沙鸥：杜甫的人生地理》《大地的细节：在路上的中国风景》等非虚构作品一样，《寻秦记》也注重“为走而走”田野考察，这也是他创作的一贯特点。同时，这既是聂作平大量寻找、大量行走、大量采访、大量阅读、大量思考的独特产物，亦是他集艺木性与思想性于一体，又是他对历史问题的思考，引发探究秦国崛起之谜的兴趣。

翻开《寻秦记》，我从书中的扉页上，看到一张《秦人九都八迁示意图》。在这张图上，聂作平标记着秦人从“秦邑（约公元前八世纪）”到最后定都“咸阳（秦孝公十二年即公元前350年）”九都八迁的历史地理图志。这张地理图不是前人所绘，而是他驾驶汽车、或者步行，一公里、十公里、百公里、上千公里，丈量之后绘出来的。

在展现秦人的出现、迁徙、定居、再迁移、再定居的地理图志上，聂作平依据自己扎实的典籍认知，依据近百年的考古资料，把史料与古籍记载结合起来以考证古史的方法，用自己特有的田野考察和历史认知，完成了一次几乎不可能的“寻找”任务：从秦人的开始、秦朝的前因和他们所经历的600年间（公元前821年至公元前221年）的历史探寻。

行走，也关乎历史。聂作平在掌握大量史料，以及田野考察中，通过对秦人的追根溯源，一部既坎坷又顽强的大秦崛起史，就从偏远的甘肃东南部迈出了第一步。《寻秦记》每章内容的开始，聂作平都会以自己田野考察代入，由此引出本章所要讲述的地点及内容，也能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秦国都城的历史与现在。

聂作平从安徽六安市开启行走的旅程，貌似远离秦人活动的土地，原来这里埋葬着秦人远古的祖先皋陶（即为大业）。皋陶生大费（又名伯益），大费被舜帝赐姓嬴氏。“嬴秦”时常被连用，实际上“嬴”比“秦”出现要早得多。不错，几百年发展变化之后，消灭诸侯建立起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的，不是身份显赫的鲁、晋、燕，不是文化发达的齐，也不是地盘曾相当于其他诸侯总和的楚，而是不起眼的、甚至多年来一直被诸侯看不起的秦。

显而易见，一个人、一个民族、一个国家，有的时候机会失去了，就永远失去了，并非按照某种规律发展。换句话说，历史的发展具有极大的偶然性，假如当初弱小的秦人被虎视眈眈的戎狄（古代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）消灭，就不会有后来的秦国、秦朝。而且，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，或许将是另一种模样。

知海无涯，行者无疆。事实上，聂作平想通过行走的方式，追寻秦人、秦朝的历史渊源，以事实、数据为准绳，给读者打开了历史的另外一种视角，通过自己的眼光、来看一个王朝的兴衰、一个时代的变迁。通过他对秦人、秦朝产生与发展的解读，让我们能够拥有对于秦朝历史新的打开方式。

同聂作平一样，也有一些历史学家，以行走、寻访、考察的方式，把田野考察与历史思考结合起来，尝试用一种新的文体，来解读中国历史。例如，著名史学家、北京大学教授罗新就是一个崇尚行走、考察历史的学者。2017年，罗新从北京（元大都）一路徒步前往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（元上都），用双脚实地丈量元代历代皇帝曾经行过的路线，写成了《从大都到上都——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》一书。正是罗新用脚步慢速移动，使他得以更多地同时浸润在自然和社会中，与时代、与大地建立起更丰富、更深刻、更富意义的关联。

书写中国历史，其实也是在揭示作家、史学家的价值观。作家、史学家对历史的追寻与探究，采取田野考察的方式意义非同一般，他们需要足够的毅力与决心，也需要理性的思考与权衡。他们以不同的视角观察草木枯荣、残垣断壁、山川河流以及众生百态，并展开诸多合理且不乏趣味性的联想，将历史事件适度又巧妙地融合进了行走的思考之中，在人世间升腾的烟火气中找寻古人曾经的所见所闻。

国学大师南怀谨曾经说过一句话：“光读书读多了，不是学问，是书呆子，没有用。还要行万里，观察多了，才是学问。”阅读《寻秦记》后我发现，南怀谨这句话套在聂作平身上十分恰当。聂作平不仅是思想上的行者，更是实践上的行者。他以脚步丈量历史、研究历史、解读历史，并非以自己的认知架空历史事实，而是以地理为经，文化为纬，描绘出一个“有血有肉”的历史。他通过深入的行走，田野考察，寻找秦人和秦朝活动的综迹，以及瞬间的捕捉，真实的纪录，形成了具有秦人和秦朝历史人文的磅礴力量和“行走文学”的美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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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家简介：邱林，曾任自贡日报编辑，自贡市作协会员。2016年起开始撰写书评，并在搜狐网、百家号、今日头条、知乎网开辟“品书”栏目，至今已撰写书评160多篇，部分书评发表于《重庆日报》《自贡日报》等报刊。现居重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