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从木质的百叶窗透射进来的微弱的光线氤氲在堂屋里，母亲坐在织机上，脚踩踏板，两只手娴熟地交换着穿梭，扳机杼，轻巧的动作仿佛在弹奏一曲美妙的钢琴曲……”。这是少时常出现在我眼前的画面，时过境迁，当年的情景历历在目，恍若刚刚出锅的蒸屉，冒着腾腾热气。

在我还戴围兜的时候，我家的堂屋里就有一架类似于床板大小的织机。它坐东朝西，机头上裹着厚厚一层纱线。只要一有空闲，母亲就坐上去“哐当，哐当”织一阵，好像除了它再无别的营生可替代。记忆里，母亲的身影总是和织机连在一起的，她劳作的身影犹镶嵌在老屋里的一幅动态的黑白画，瞬间激活记忆的碎片。

我穿的第一件新衣服就是母亲亲自织的粗布裁剪而成。那是一件由红、白、淡蓝三种颜色的棉线织成的指甲盖大小的方格衫，淡雅素净，大方得体，在当时顶级好看。我穿着它走街串巷，探亲访友，自觉风光无限。回到家后，又立马脱下来叠放整齐，压进衣柜，待到“特殊”的日子再穿上……

七、八十年代的农村，经济还不甚发达，纺织业依然盛行，好多街坊邻居的家里都有织机。那时，女人们一旦停止村里的农活，便坐在自家的织机上开始忙碌，“嘭，嘭，嘭”的机杼声冲破屋顶，在村庄的上空回荡，经久不息。是劳作，也是生活的演绎，更是时代的缩影！

上织机前，纺线也是一道必不可少的工序。母亲坐在蒲团上，一手摇纺车，一手拿捻子，在“嗡嗡嗡”的伴奏声中，捻子越拉越长，越拽越高，继而捋出一条又细又长的白棉线，此为“纱线”。这些“纱线”又经过机锭的缠绕，最后成一个个又白又胖的线穗子。

接下来的日子，母亲把这些线穗子制成一兜篓一兜篓的框线，然后投进染缸浸染，浆洗，晾干后又不厌其烦的把线牵在织机上。我曾亲眼目睹母亲和婶娘们把纱线绕在庭院外的木桩上，几个人分工合作，费了好长时间才得以完成这个环节。为了织出光滑平整的布料，织的过程中还要不停地打蜡、梳棉、接线……若不是凭着心灵手巧和韧劲，一般人是难以完成这项艰苦的工程的。

母亲白天织，夜里织，在吃饭与上工的间隙也织。多少个漫漫长夜，我一觉醒来，看见母亲还坐在织机上忙碌，昏黄的煤油灯映着她疲惫的身影，在戚戚长夜尤显得孤独和凄凉。

贫穷的年代里，母亲就这样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的织着布匹。她织的不仅仅是希望，也是生活的无奈和心酸……

八十年代末，随着“涤卡”，“的确良”的问世，粗布衣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，“染色”这一环节逐渐趋向简单明了化了。很多时候，母亲把纱线染成蓝色。要么深蓝，要么浅蓝，搭上白底子的经线织成别样的布匹，制成床单。我清楚的记得，在我出嫁的时候，母亲送我一条蓝白相间的大格子床单，说是冬暖夏凉，铺着平整。我欣欣然接受了。那是母亲的心意！那条浸透着母亲心血的粗布床单陪我度过了几千个日日夜夜，终因“不堪重负”退居二线！这是后话。

再后来，“太平洋”、“席梦思”的兴起又取代了粗布床单，织机完全成了摆设，一身尘埃闲置在角落里，无人问津，无人打理。宛若一匹久经沙场的战骑，被遗弃在历史的旮旯，再也不能南征北战，叱咤风云了……

三十余年过去了，偶尔赋及南北时期的《木兰诗》——“唧唧复唧唧，木兰当户织。不为机杼声，唯闻女叹息”的诗句时，我就情不自禁地想起母亲的织机，想到那古朴简陋的老屋和母亲黑色大襟衫的身影，那铿锵有力的机杼声，穿越时空，敲打在我的心坎上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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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家简介：梁宝君，陕西三原人，咸阳市作协会员，三原县作家协会常务理事，作品散见于《秦都》《倒水河文学》《诗文艺》《嵯峨山》《神州诗歌报》《山风》《三原诗词》等纸刊，偶有获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