马年春节，四世同堂围坐在一起，守着电视，观看春晚，这才叫过年。这个场景让我想起了儿时蹲看雪花电视的情景。那时候，黄昏是有重量的。

太阳刚一偏西，那重量就从院坝边的黑桃树上、从青瓦的屋脊上、从远处田埂的草尖上，一点一点地压下来。压得光线越来越稠，像母亲熬的米汤，浓得化不开。我和小伙伴们的心，就在这越来越稠的暮色里，悬了起来。

电视。那个方方的、黑黑的、肚子里装着另一个世界的匣子。

我们早早地吃过了晚饭。说是晚饭，不过是一碗红苕稀饭，就着泡萝卜，呼噜呼噜扒下肚去。碗筷一丢，不等母亲喊“抹嘴巴”，人已经蹿到了门口。板凳是早就备好的——不是小木椅，是那块方方正正的木板，四个角磨得溜光，是钉猪圈时剩边角余料做的。我两手端着它，像端着一件要紧的祭器。

“又去守电视？”母亲在灶屋里问。

我不答话，人已经在院坝那头了。

邻居黄大爷家的院坝，是整个生产队最热闹的地方。不是他家院坝特别大，是他家有电视。那台十四英寸的“凯歌”牌黑白电视机，放在堂屋正中的条桌上，像一尊神。黄大爷的儿子在县城当工人，托人好不容易买回来的。方圆几里地，就这一台。

我们到的时候，院坝里已经蹲了好几个人。王木匠端着比他屁股还大的搪瓷茶缸，茶叶梗子竖在水面上；刘婶抱着她家那个还在吃奶的娃儿，娃儿不哭，眼睛直愣愣地盯着那块还没亮起来的玻璃；张家的两兄弟为谁坐第一排，刚被大人各自赏了一记后脑勺。没人抱怨来得早。来得早，才能占个好位置——正对着堂屋门，不偏不倚，正好把屏幕看得满满当当。

黄大爷家的电视，有专门的“电视柜”——就是一张高脚长凳，电视机搁在上面，稳稳当当。电视机上蒙着一块花手帕，不是讲究，是防灰。那手帕是的确良的，洗得发白，边角有黄大爷老伴绣的两只蝴蝶。每次开电视前，黄大爷都要用袖子先擦擦屏幕，再郑重地揭去那手帕。那神情，不像开电视，倒像开庙门。

“好了好了，开了开了！”

不知道谁喊了一声。

屏幕亮了。先是密密麻麻的雪花点，沙沙沙沙，像一锅炒煳了的盐。那声音，也像盐——干躁的，刺刺的，能把人的耐心一粒一粒地煸熟。但没有人耐烦。我们盯着那些雪花，等。等那个白色的亮点从屏幕中间出现，慢慢伸展开，变成一道横线，再铺满整个画面。那是预热，是仪式。

终于，图像出来了。哪怕是模糊的，歪扭的，也总是出来了。

那时候放什么？《敌营十八年》、《加里森敢死队》，还有香港的《霍元甲》。黑白的，不打紧。雪花点像雨一样下在所有人的脸上，也不打紧。屏幕里的人开口说话，院坝里就没人说话了。连刘婶怀里那个奶娃儿，也不吭声，盯着屏幕，像真的看得懂似的。

可是，看着看着，麻烦就来了。

图像开始发抖。像水里的倒影被人投了石子，一圈一圈地晃。接着，晃也不晃了，刷——白屏。一片茫茫的白，比黄大爷家冬天晒在院坝里的棉被还白。声音还在，霍元甲还在那里“嘿哈”地打，但我们只能看见白。

“哎呀，糟了！”所有人的心往下一沉。

黄大爷不急。他慢慢从竹椅上站起来，走到堂屋门口，仰起头，往院坝边的竹竿望。那竹竿，是真正的斑竹，拇指粗细，五六米长，青黄的竿身上有深褐色的斑点，是这世上最金贵的指挥棒。竿顶绑着两根铝条，十字交叉，末端折成小圆圈。那是天线，是触角，是这只钢铁甲虫接收信号的神经末梢。竿子底端插在一个废旧的铁皮油桶里，桶里灌满碎石，稳稳当当。

黄大爷握住竹竿。那是个关键的时刻。我们所有人都屏住呼吸，看他。他的手像握着手术刀的医生，凝神，思忖，往左转半寸，停一停。屏幕没有反应。再往右转一寸。还是白。他皱起眉，整个人像在听什么遥远的声音。忽然，他手腕一抖，猛地往左旋了大半圈——“有了有了！”

雪花剧烈地翻滚，图像跳了几下，像溺水的人挣扎出水，然后，稳稳地浮现出来。霍元甲的拳头，正正地打在俄国大力士的脸上。

“哦——”院坝里一片释然的呼气声。

黄大爷不急着松手。他保持着那个姿势，像雕塑，眼睛盯着屏幕，手还握着竹竿。他老伴在屋里喊：“好了就进来噻！”他应一声，却不马上动。他要确认那图像是真的稳了，不会刚转身又跑了。隔了半晌，才小心翼翼地松手，像怕惊醒什么。那竹竿静静地立在那里，微微颤着，像刚完成一场搏斗。

那竹竿，也有不灵的时候。

有一回刮大风，天线被吹歪了。黄大爷的儿子爬上屋顶，把竿子重新绑在烟囱上。他站在瓦楞上喊：“好了没？”屋里的人盯着屏幕：“还没得！“现在呢？”“还是花的！”“现在呢？”

“哎哎，莫动莫动，就是现在这个位置！”

于是那个位置被做了记号。黄大爷用红油漆在竹竿和烟囱连接处画了一道杠。从此，那就是“最佳角度”。偶尔电视犯倔，转回那道杠，准好。

夏夜转天线，最是热闹。

萤火虫在院坝边的草丛里飞，明明灭灭，像另一个世界的信号。我们热得一身汗，蚊子围着头顶打转，也没人肯回家。电视里的台词，我们都能背下来了。可还是要看。不是看故事，是看那个会动的小人儿。隔着千山万水，从不知道什么地方发射过来，穿过风，穿过雨，穿过我们院坝边那棵黄桷树的枝叶，最后落在那两根铝条上，钻进那台十四英寸的匣子里，变成一个会说话、会打架的小人儿。这是多不容易的事。

有一回，屏幕上的雪花实在太多，多得像腊月间下鹅毛雪，人脸都埋在雪里，认不出谁是谁。黄大爷转了半天竿子，没用。他儿子说，可能是天气不好，信号传不过来。我们就那么坐着，看了一晚上雪花。没人抱怨。雪花也是可以看的，沙沙地落，落在霍元甲的脸上，落在加里森队长的眉梢，落在我们的眼睛里。那也是电视，也是那个远方来的、不曾失约的消息。

后来，我上了初中，功课紧了，去黄大爷家看电视的时候少了。

再后来，我们村里陆续有了更多的电视。先是王木匠家买了一台，接着是村东的张家。黄大爷家院坝里的人群，渐渐稀了。

那块方木板凳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被母亲拿去垫了米缸。

前几年回老家，黄大爷早已过世，他家的老屋拆了，院坝平整成一块水泥地，停着邻居新买的面包车。我问起那根竹竿，黄大爷的儿子——现在也是头发花白的老黄了——笑笑，从杂物间里把它拖出来。

它躺在那里，褪尽了青色，干枯，灰白，像一截被遗忘的时间。那两道红漆杠还在，颜色淡得几乎看不见了。

我摸摸它。竹身凉凉的，有细密的裂纹。

老黄说，早就不用天线了，现在都是锅盖，卫星接收。锅盖也不用了，年轻人谁还看电视？都看手机。

他指着墙角一个落满灰的铝锅说，那是几年前的锅盖，现在也淘汰了。

我站在那片水泥地上，忽然想起那些黄昏。暮色压下来，比从前压得更低，更低。黑桃树没了，青瓦屋变成了水泥平顶。院坝边没有萤火虫——到处是路灯，它们不来了。

可是那沙沙声，还在。

在记忆的某个频道，雪花一直落着，绵绵的，密密的。黄大爷还站在那里，握着竹竿，像握着整个世界的遥控器。我们围坐在他脚边，仰着脸，等。

等那些雪花，慢慢收拢，收拢。

等一张人脸，从白光里一点点浮现。

等一个遥远的世界，穿过千山万水，在这一方小小的院坝里，与我们相遇。

竹竿早就倒了。信号再也没有断过。

可是，再没有哪一个黄昏，像那时一样，值得我们屏住呼吸，去等一场白茫茫的雪花。

作家简介：姚洪双，四川乐至人，中共党员，大专文化，政工师。中国散文学会会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