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地从来都是敞开的，河流汇集了来自冰川、雪山、沼泽、碎石中的涓涓细流，并没有某个确切的起点，它只是开始了，并且不断吸纳，不断壮大。当著名作家阿来的脚步踏遍海拔四千多米的巴颜喀拉山麓，当他的笔触在黄河源头与诗意表达之间自由切换，一部非虚构作品《大河源》便问世了。说真的，该书不单纯是地理溯源之作，而是一曲自然肌理与人文脉络交织的恢弘交响。

手捧着《大河源》，我告诫自己，要细细地读、慢慢地读，在读的过程中掺进自己的想象和思考。因为阿来撰写这本书，是带着观察黄河的人文历史，观赏黄河的风物美景的感悟，所以对我很有吸引力。阿来是我见过最不炫技的作家之一，也许与他出生于阿坝州马尔康市一个不足20户藏族人家的小山寨里有关，简单、直接、纯粹，就像一把藏刀，朴实无华却又苍劲有力。

《大河源》基于阿来多次实地考察黄河源头的见闻创作而成。他以黄河流域地理变迁为线索，聚焦黄河源区生态保护实践与民族文化记忆，记录高原生物多样性及人与自然互动历史。“水脉亦文脉”，他像周代的采诗官，取各地之风，用以兴观。如果以“六经皆史”的观念看，河上民风，自是春秋。

为了写三江源，阿来数次前往三江源地区，经历难以详述的艰辛，把黄河、长江、澜沧江三条大河的源头都探察了一遍。黄河源是一个庞大的世界，如何面对这个庞然大物是非常困难的选择，因为他要写出黄河源的前世今生，其内容与我们惯常看到的那种浅尝辄止、走马观花式的“旅游指南”，或风俗奇观是不能来做比较的。

与写长篇小说一样，阿来写散文也有强大的叙事能力。《大河源》开始就写自然状况的奇特，引人入胜。然后记述黄河源的“华夏之魂河源牛头碑”和那一刻的情感。对于措日尕则山、鄂灵湖畔、柏海往事、扎陵湖口、唐蕃古道等自然景观，包括它们的海拔、地理地貌等都描写得维妙维肖。

在《黄河源上玛多》一节中，阿来写道，“十几分钟前，从湖边沿着盘山公路上山，头顶还是晴空一片。转眼间，就身处在风暴中间，浓雾翻卷，雨水像鞭子。由于不确定该往哪个方向走。只好站在原地不动。借那面石碑的遮挡，减缓一点风雨的冲击。直到脚下雪霰四处迸溅。又不到十分钟，风小了，或者说，风暴裹挟着雾气往东去了。”

大自然与人文在每一章节都交织着动人的故事。这里，历史的厚重与自然的韵味相互交融，演绎出一幕幕绝美的场景。黄河源头的每一处角落，都隐藏着岁月的痕迹，每一缕风声，都似乎在诉说着古人的心声。读着读着，我似乎欣赏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更深切地感受到人类文化的深远影响，体悟到人与自然共同谱写的和谐乐章。

我发现，阿来在书中秉持众生平等的理念，直面生态与发展的伦理困境——藏野驴数量的增加滋养了草原生态链，却让牧人不得不减少牛羊存栏。数万年形成的草场因过度放牧而退化，暴露着文明进程中的悖论。他援引“生态新伦理”的思考，告诉我们人类并非自然的主宰，而只是“生态网络中的普通节点”。

在若尔盖，阿来观察到，“湖边的牧羊人看着那群藏野驴，却不似我们这些人全是惊喜的目光。他们没有去打扰这群野生动物，但他们的目光里却有忧伤与迷茫。这是生态保护与牧民生产的矛盾，这个矛盾只有置身其间的人才会感到。野生动物比牛羊吃的草还多，不放牧牛羊了，草还是没有长起来。这样的看法往往是从文件和论文中难以看到的。”

这种思考让《大河源》超越了地理志与历史书的范畴，成为一部具有启蒙意义的生态启示录，它提醒我们在追求发展的同时，必须以敬畏之心守护这片脆弱而神圣的土地。写黄河源，不可避免要触及生态问题。以前作家们没有写这些题材，一是还没有形成现代的环保意识，二是环境破坏也没有现在这样严重。如此看来，《大河源》不仅具有文学性，同时具有学术性，特别是对保护生态的反省。

读罢《大河源》让我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。黄河源的风仿佛仍在我的耳畔回响，那风中既有草木的清香，也有历史的厚重。这些年，阿来走出书斋，行走于大江南北、山野田间，更深入地认识世界、了解世界，其眼界也更加开阔。大自然与人文的结合，也成就了他一系列文学作品，例如《大地的阶梯》《瞻对：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》《去有风的旷野》《西高地行记》等作品的内在书写逻辑，显示出他从虚构到非虚构写作始终如一的边地书、博物志的美学风格。

我有一种感觉，像阿来这样的作家，到了一定的年龄或者某个特殊的时刻，就会从文学的道路上转型，走向更加纯粹的人文、历史领域，或者探索文学与历史深度融合。无论是远古的，还是将来的，那种基于生活的，不论是现实的，还是虚构的文学，似乎开始占据他的主要精力。或许，阿来已经尽兴了，在文学的世界里，尽兴地活了一辈子。一生就这么长，他尽力不枉此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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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家介绍：曾任自贡日报编辑，自贡市作协会员。2016年起开始撰写书评，并在搜狐网、百家号、今日头条、知乎网开辟“品书”栏目，至今已撰写书评160多篇，部分书评发表于《重庆日报》《自贡日报》等报刊。